“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话题新探 || 陈定家：建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

建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

文 / 陈定家

摘　要：金惠敏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概念并非意在排斥文学，而旨在发见和突显文学理论“越出”文学疆域的社会批评力量与社会美学功能，赋予文学理论以独特的形式价值和哲学品格。这一文学理论思想的范式转向，既为文论的阐释潜力提供了空间，又对文论提出了面向文化现象、履行批判职责的严肃要求。为实现“去文学性”的文论设想，文学理论一方面要在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全球化视野下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开展多元化的社会审美研究；另一方面要恢复文论概念范畴的有机性、多元性与社会历史性，纠正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本质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

关键词：文学理论；社会批评；哲学品格；全球化；越出论

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著作，几乎没有一部是撇开文学而谈文论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没有文学何来文学理论”。众所周知，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学科，它探讨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语言以及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文学理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文学批评、文艺美学、文学史、文学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包括文本分析、历史研究、哲学分析、社会学分析等。其中，文本分析是最常用的方法，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风格、主题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来探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简而言之，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应该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我们能否离开文学而讨论文学理论？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建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当著名文学理论家金惠敏先生郑重其事地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观念之后，上述貌似不是问题的问题，仿佛一夜之间演变成一个石破天惊的严肃学术问题。

01

理论何为：寄生于文学的文学理论？

论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人们常常会溯及古希腊时期的“诗学”观念。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一部公认的经典文学理论著作。尽管《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但《诗学》之所以被归类为文论著作，主要是因为它所关注的对象为悲剧和史诗等文学方面的内容。《诗学》被誉为西方文艺思想的“万流之源”，不仅为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雄霸欧洲文艺思想两千多年。至于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德国现象学文论、英美新批评、欧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诸流派的著作，只要是以文学理论命名的著述几乎没有不涉及作家、作品或读者这些文学基本元素的。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文学理论在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还可以引导作家在创作中更加自觉地掌握文学语言和形式，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凡此种种，其基本前提是作为抽象思维的花朵，文学理论应该且必须植根于文学实践的沃野之中。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文学理论时，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意义问题”的困扰，像“文论何为”这样一个麦比乌斯环式的问题成为常说常新的文论命题，这说明人们对是否能够真正把握文论的意义与功能始终缺乏理论自信。这个问题的核心关切表面上看是文论的“实用价值”，其更深层的含义或许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究竟有何存在意义”。命题的答案当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人们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总体上可以说“大同小异”。

大多数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者都会反复强调这样一类观点，那就是文学理论源于文学实践而又高于实践，因而也可以指导实践。文学理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指导和启示。通过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的分析和探究，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意义、主题、结构、语言等诸多重要问题深藏的奥秘，为作家更好地创造作品和读者更好地欣赏文学艺术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式方法。

此外，文学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作品蕴含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通过对不同文学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简而言之，文学理论的存在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启示云云。即便在这个所谓“文学即将消亡”的时代，文学理论的存在意义和实用功能早已发生深刻改变的今天，上述多少有些古板、僵化的教科书式的观点，仍然在高校课堂和大众媒体中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性，对这类常识性观念我们应该表示足够的尊重并保持适度的怀疑，这就如同对“文学消亡论”这类貌似激进的新潮观念一样，我们可以保持理解和包容的心态与之对接，在逐渐深入地交往与对话过程中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当我们面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种“离经叛道”的“荒谬绝伦”的观念时，清理一下作为批判武器库的“工具包”似乎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上述近似于“陈词滥调”的常识，包含着我们如何理解“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我们注意到，童庆炳、杜书瀛、金惠敏等知名学者，都曾一再就文学和文论是否会消亡的问题发表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人类还需要文学，文学和文论就不会消亡。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文学理论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存在前提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么，文学边缘化就会成为其必然的宿命。如果文学即将走向终结，作为寄生于文学的文学理论又将如何自处？如果文学消亡了，文学理论又如何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人们更愿意看电影、玩游戏或者刷社交媒体，文学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忽略甚至淡忘。这种情形就使得文学的创作和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理论是不是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它会不会随着文学的消亡而消亡？当然，我们或许也有理由认为，唯其如此，文论作为一种保护和推广文学的方式，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反倒更加显示出其自身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如果文学是一个自主自足的独立体系，那么，上述各类问题至少表面上具有一定的逻辑严密性。但文学与社会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恰恰是形形色色文论观念与理论的基础与前提，关于这一点，早在柏拉图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有论者指出：“文学是一种寄生的行业，无论在资源或者市场，无论在印制还是批评，无论在素材供应还是在大众传播媒介，它都必须寄生其中。文学之所以能构成这种特性，是因为文学是在大社会大时代的总体流程中有着特殊位置和特殊的行为方式。文学不能搞关门主义和宗法主义，是因为它必须总是向这总体流程敞开。……寄生与异化，反异化复而还得寄生，是人的生存与文学的生命不可逆的现实。”

如果说文学的寄生性是由社会生活的寄生性即事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的，那么也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寄生性是由“文学文本”的寄生性决定的。J.希里斯·米勒坚信文学文本的寄生性是文学最重要的本质性特征之一。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不是自在自足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与其他的事物相伴相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万物的寄生性实际上是由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规律决定的。由此可见，文学与文论之间具有一种无法拒绝的寄生关系，“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因此只存在于“绝对不可能”的“无何有之乡”。

从传统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看，寄生于文学的文学理论，根本就不可能离开文学而存在。因此，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比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更令人难以理解的观念。当今时代，寄生于文学的文学理论单在维护其自身存在之合理性方面可以罗列出许多理由。譬如在应对“文论何为”的发问时，除了“兴观群怨”和“寓教于乐”之类的教科书级的说词之外，辩护者还可以从许多方面思考问题。下面是ChatGPT对“当今时代文论何为”的“思考”：

首先，文论有助于保护文学的精神内核。文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可以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深层次含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同时，文论也可以发现并揭示文学作品中包含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为促进文化发展、社会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其次，文论有助于评介和推广文学作品。在文学日益式微的情况下，文论可以起到评判和推销作品的作用。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来欣赏文学，从而推广文学作品，提高文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概而言之，文论在文学即将消亡的时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有助于保护文学的精神内核，还可以推广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文学的研究和推广，让文学在数字化时代依然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在文学与文论日益边缘化且颓势难挽的情势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曾呼吁“越界”“扩容”以自救，但同时也遭到了多方面的阻击。因为当代文论与批评脱离文学实践的倾向一直是遭人诟病的顽疾，要求“理论面向实践”，呼吁“文论回归文学”的声音从未中断过，在这种背景下，金惠敏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他的相关言论屡屡遭到误解与批评，于情于理都不让人感到意外。因此，他解释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不是不要文学和美学，而是提倡以文学和审美的方式介入生活和现实，发展“社会批判美学”或“文学的社会批判”。他一再声称，“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不是不要文学，不是绝对地排斥唯美主义，不是不要文学去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是主张除此而外文学还应以文学性的和审美的方式介入生活的喜怒哀乐以及社会的变革和革命，可以是重建审美感知系统，培养对任何社会不公的敏感性，也可以是直接的生活、社会和政治的干预。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文学作品本身，还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和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我们怎样理解“文学理论”，都离不开“文学”这个本质性的研究对象，因此，“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一个荒谬可笑的、不近情理的虚假概念，这就如同“没有人类的人类社会”一样不可思议，如果真的存在着“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种怪物，无论给它一个什么“抬头”都无可无不可，但唯独不应该称其为“文学理论”。因为他既然公开贴上了“没有文学”的标签，就不应该在自己的名片上蛮横无理地挪用“文学理论”的名号。

泛泛而言，上述断然否定“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类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一定的逻辑自洽性，但这种“望文生义”的批评，显然对我们理解“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毫无助益。其实，诚如所言，金惠敏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排斥文学本身，而是认为文学理论不仅要注重文学自身特性，更要关注其理论自身特性，而非简单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或以唯美主义为主导。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在的文学性固然不可或缺，就中国文学的当下形态而言，文学理论当然要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如叙事结构、语言运用、象征手法等“内部研究”对象，同时也需要关注其传达的娱乐信息与市场数据。但文学理论更应该关注社会变革和人类命运这类“外部研究”对象，在世界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当代文论理应自觉地担负起理论应有的使命与责任。事实证明，文学理论可以重建审美感知系统，可以培养对任何社会不公的敏感性，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日常生活、社会事务甚至政治活动。历史上优秀的文学理论曾经为反抗压迫、揭示社会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今天的文学理论理应为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理论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有人认为文学理论应该严守文学本身的学术界限，而不应该越出其“份”去触及其他领域。金惠敏则认为，文学理论完全可以超越其本身，向外拓展，以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可以越出其“份”，而外向地发挥其功能：渊源于文学，却指向文学之外，之外的学科、之外的社会。这决非什么非“份”之想。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文学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那也不能证明“只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才是纯正的好理论。因为当今的文学理论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且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反思和探索。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可以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事实证明，文学理论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它还可以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文学理论可以引导人们思考社会现象，进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增强全社会的文化自信。

文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间接地反映现实。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文学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探索，它既可以越过文学作品直接透视和评点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借助具体的文学作品间接作用于现实生活。文学作品不仅是文学家的创作，更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通过文学作品，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社会，更好地认识自己，文论则以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等观念形态附丽于作品，潜移默化地伴随甚至引向作品发生“感发志意，考见得失”等作用。

按照金惠敏的说法，“文学理论一旦其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她就有权力向她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僭越，而是其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

诚如所言，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学科，其本身就具有哲学的品格。文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探讨，更是对人类文化、艺术、哲学和社会现象的反思和探索。将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品格，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文学作品背后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拓展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同时，将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也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需要不断地吸收和创新，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思想资源，激发文学的创作灵感和活力。当然，赋予文学理论以哲学品格，是否一定将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才能达到目的呢？要实现文学理论的大解放，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和视野，为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持，是否一定要以理论疏离于文学为代价呢？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各行其是、两不相顾的语境中，我们所重视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对象何在，我们又如何能推动文学理论向更为深入和广阔的方向发展？简言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又如何能为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常常与社会主流价值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对立并非负面的，而是文学理论发挥反思和批判作用的必要条件。按照金惠敏的理解，文学理论只有在“边缘地带”，才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受社会主流价值的限制和束缚。同时，文学理论也可以通过与社会主流价值构成“紧张关系”，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创新，推动文学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文学理论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文学作品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内涵，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思想资源。同时，文学理论也可以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启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文学理论在社会中的最佳位置就是边缘”的说法还有待商榷。金惠敏的理由是“边缘化”有利于文学保持其“独立性”，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问题，所谓“诗穷而后工”，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等激愤之言，在特定语境中并无违和感。但认为处于“边缘位置”更有利于与社会主流价值构成“紧张关系”，更有利于发挥其反思和批判作用，从逻辑上说，似有“倒因为果”之嫌。同理，呼吁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没有问题，但以推动文学理论边缘化的方式为文学和社会进步做贡献，就有点南辕北辙的意味了。说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概念、判断、推理皆有其不可逾越的“定义域”，离开具体语境探讨问题必然会造成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这也正是人们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造成某些误解的原因之一。

02

范式转移：与文学渐行渐远的文论？

如前所述，从传统文论的基本常识看，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但这种观点在当代文论语境中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文学理论未必总能有效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有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妨碍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文学理论可能会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文学作品本身转移到理论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而不再在意是否能真正理解作品中的主题和情感之类。

其次，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其自身就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理论不但不能增益或提升这种独创性，相反，很可能会损害或削弱这种独特性和原创性。更为糟糕的是，一旦文学理论将文艺作品视为一种符号系统或文化产品时，气韵清逸、圣洁典雅的文艺女神要么会变成解剖教具的骷髅骨架，要么变成风月场中讨价还价的皮条客。当然，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这样一种观念的，即文学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工具，从是否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来说，批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探索文本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而形式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中的结构和形式。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文学创作和艺术欣赏而言，文学理论虽然并非必不可少，但也不是毫无用处。

既然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那么也可以以理论之名保持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和尊重。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论越来越明显地出现美学化和哲学化趋势，在文论和文学的关系日渐淡化的同时，文论和美学的关系反倒日趋密切，文论体系建构的诱惑使不少前沿文论家在不断涌入的西方哲学思潮面前俯心低首。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哲学思潮的出现的确带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其理论框架为中国文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其相关理论和方法被中国文论广泛吸收和借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发展和繁荣，但唯西哲思潮马首是瞻的负面影响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检讨与清算。

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为例，这种看似“荒谬的”文学观念的出现，应该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十年来西哲思潮的强势介入。我们注意到晦涩艰深的西方哲学思潮渐渐成了中国文论研究者心神向往的学术高地，西哲理论宝库中的十八般兵器，成为中国文论家实现理论“创新”的瑰宝，某些文论大家事事乞灵于西哲思潮的所谓“国际风范”也为文论远离文学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文学与文论的关系一向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例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即“说诗如说禅”。用诗与禅的关系来比喻文学与文论的关系固然不甚恰当，但古人在论述两者关系时的某些说法，对我们理解文学与文论的关系，多少会有些启发意义。例如，元好问所谓“诗为禅家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这里的“花锦”与“禅刀”的关系，是否与当前文学与文论的关系有相似之处，这个问题若是深入细致地探讨下去，或许可以为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贡献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念。当文论家以哲学家的姿态探讨问题时，文学“花锦”之有无似乎无关紧要，这与哲学家探讨文学问题会故意从理论上表现出“向下兼容”的诗学姿态相反，某些踌躇满志的文论家，以告别文学的姿态，迈开六亲不认的步伐，举起禅家切玉刀，误将谈诗作参禅。在通往玄学的道路上凌空蹈虚，高视阔步，不知不觉之间，离文学家园越来越远。

当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土壤渐渐升华为云彩虹霓飘浮于高空时，理论的视域自然不再只限于文学园地，况且文论体系中许多概念范畴原来就源自非文学领域。在这种远离文学的语境下，我们对文学理论的理解自然不再局限于传统文论的传统概念与范畴了。金惠敏关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某些言论，或可亦当作如是观。简要回顾金惠敏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命题的系列论证和阐发，以及他对学界相关批评的回应，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理解金惠敏及其同道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线索。

金惠敏坦言，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最初只是其“描述文学理论在20世纪变化”的一种说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文学理论虽然源于文学实践，但这些从实践中结出一些基本的命题，并不只是局限于文学领域，它们会超越文学实践而被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并参与“社会批评”。

就理论超越实践的意义上说，金惠敏不过是以一种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对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即从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总结出的文学理论，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因而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实践领域而可以广泛应用于相关性较强的其他领域。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表现得相当突出。譬如说有关“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文论与批判，对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反思与“拨乱反正”无疑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与推动作用。文艺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化思想领域的“轻骑兵”，的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导乎先路的重要作用。

当年哲学、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人文学科的某些新观点新概念首先并不来自本学科，而是经由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跳板登陆中国的。这时的文论与批评就其社会功能而言，显然已超出文学的范畴，而在文学之外的领域发生连锁反应，甚至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如果撇开具体学术史语境谈论“没有文学的文艺理论”，那么这一说法引起误解几乎不可避免。不仅文艺理论界之外的学者容易误解，同行学者有误解的也不在少数，文艺创作领域的各路大神也多不买账，有的甚至视其为“奇谈怪论”。

有趣的是，作家艺术家往往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不满。例如汪曾祺针对当代文艺理论提出过“既没有文艺也没有理论”的批评。也就是说，早在金惠敏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前，就有人对中国当代“没有文艺的文艺理论”这一奇特现象提出一种近乎釜底抽薪的“酷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酷评”呢？理由很简单，有道是“不通一艺莫谈艺”，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大多数在“不通一艺”者之列，至于“理论”，当代“文艺理论家”中靠乞灵于西哲思潮编织自家话语外衣的不乏其人。或许有人会说康德不懂艺术还不照样是了不起的美学家和文论家，但康德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文艺理论”即美学思想是从其哲学体系“自上而下”推论出来的，我们当代的某些文艺理论家根本没有自己完备的“哲学体系”，自然也就不可能像康德那样推导出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来。

金惠敏意识到自己的表述可能遭到误解甚至否定，所以他以一种类似于生意调停人要求“买卖公平”的语气说：“我们已经接受了对文学的社会研究，我们也应当有胸怀、有眼界容纳对社会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对社会的作用不必绕道作家的创作与批评家的解读，而是完全可以直接地介入社会，形成美学的社会研究。在整个社会愈益文本化、符号化、图像化、创意化的今天，我们尤应倡导一种文学的或美学的社会分析和批判。”金惠敏的这种“美学的社会研究”构想，在其《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等著述中有比较系统的学理化探讨。他试图打通“文学理论”和“社会美学”各自的学科藩篱，提升文学理论的美学品格，这无疑与那种难以经营好自家园地而试图远走他乡去试试运气的想法有本质区别。

简而言之，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源于文学实践且超越其实践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早已突破学术研究的藩篱而成为一种能以独立姿态对社会发声和对话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这种源于文学的文本，其自身是否必然包含文学似乎并不重要。由此不难看出“只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固然有存在的价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未必就没有存在价值。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别样的美学和哲学，理所当然地具有其独特社会职责。它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在规律，更是为了反思社会现实，提出对人类生存方式和未来的展望。文学理论可以引导人们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价值，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修养，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形态，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声。

文学理论的发言和对话不是僭越，而是其职责。文学理论需要与社会现实进行对话和交流，不断反思和探索社会现实，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启示。金惠敏说：“当前，文学理论的扩张或其帝国化已呈赫然大势：在英美语境，顺应此帝国化大潮，‘文学理论’卸除了‘文学’，而径以‘理论’自居：它内涵了‘文学’，又远远超越了‘文学’。”当然，文学理论超越其本身并不是要放弃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只有在深入研究文学本身的基础上，文学理论才能更好地扩展其功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类。总之，文学理论完全可以越出其“份”，而外向地发挥其功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解社会，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金惠敏说：“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它虽然与现实隔着创作一层，但也间接地反映着现实，它本身堪称一种精神现实。”

总之，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不仅仅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更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探究。比如，文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都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文学理论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换言之，文学理论还可以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角色，它可以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文学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的艺术形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洞见，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03

本质蝶变：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在关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讨论过程中，金惠敏曾反复提及文学理论的扩张或“帝国化”。所谓“帝国化”，在金惠敏看来就是文论对纯文学领域的超越，它意味着文论已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即文学理论已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探讨，更是对文化、艺术、哲学和社会现象的反思和探索。它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畴，涵盖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在金惠敏看来，文学理论的扩张或帝国化，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一方面，它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推动了文学理论向更为深入和广泛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学科之间的边界不清、理论的分化和碎片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等。

文学理论的“帝国化”是当代文论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我们需要在保持学科特色和学科交流的前提下，推动文学理论向更为深入和广泛的方向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将诗论诗学或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品格，实现传统文论的大解放。这种解放不仅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并进一步开阔了视野，也为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想资源和更有力的精神支持。

文学理论在社会中的最佳位置就是边缘。在这个位置上，文学理论可以与社会主流价值构成紧张关系，从而发挥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作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思考和启示。金惠敏倡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本意是要超越传统文论就文学而论文学的局限，以实现文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他明确指出，我们既需要“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让文学能够跃出学科藩篱而满足于更广大的社会需求，不以文学而以人生为鹄的，也需要仅仅是“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理论”，强化文学的身份意识、边界意识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使文论既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文论，也厚实其作为文学学科的文论，二者相互激荡，共创文论新天地。

金惠敏反对死守学科边界、死守孤绝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他不愿意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内，与世隔绝、离群索居，还自以为雅致、唯美。他始终坚信“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非文学性”的呼吁，将为文学和文学研究开辟出更大的“理论”疆域和社会空间。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在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须臾不可缺。但这种本质主义的审美价值观在当今时代已变得相当可疑。文学和审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因此，我们应该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和审美本质主义，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文学和审美。

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当然不是反对“文学性”和“审美”，金惠敏明确反对将文学和审美简单地定义为一成不变的概念。事实上，文学和审美是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本质或定义。文学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审美价值也可以因人而异。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文学作品和审美价值，不将其限制在某种特定的标准和范式中。同样，反对审美本质主义，也不是反对审美本身。审美是人类对美的感知和体验，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主观化的体验。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审美观点和价值，不将其局限在某种特定的标准和范式中。不仅如此，金惠敏还特别强调要关注审美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理解审美价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基本要义之一。正是在这种以开放、包容心态理解多元性、复杂性的前提下，金惠敏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才在“做空”文学、摒弃审美的偏激言论之间构筑了一道防火墙。

金惠敏说：“艺术、文学从其来源上、呈现形态上都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枝叶交并，都与复杂的社会人生戚戚相关。不是我们事后再要求一个‘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而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文学和非文学、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对象，而作为一个创造主体或审美主体，我们本身也是一个美与非美、审美意识与非审美意识的交织、混杂的结构。要求文学发挥其社会批判功能，乃是因为文学本身就包括了社会；不是我们生硬地甚或暴力地要求‘没有文学’，而是文学本身就天然地包含不是文学的‘事’‘物’和‘客体’。”金惠敏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放置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中国语境中，并将其与“没有中国的中国理论”进行了互文性解读。他认为，中国早已不是单子式的中国，不是绝物的“独在”；中国已经内化了先前作为外部的世界，杂糅了各种异质性的文化要素。中国作为大国之戏剧性和史诗性的崛起，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结果，是文明对话和文化互释的结果。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主潮的历史背景下，就其主观愿望而言，建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不失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有益尝试。但如何更为科学合理地阐发金惠敏所构想的这一理论体系，似乎还有很多尚未完成的工作有待同道们做出努力。

我们注意到，在有关“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具体阐发中，金惠敏的一系列论述存在着不少混淆概念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说：“文学作品本身便是一种理论，而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将混杂在文学作品中的原生态理论提纯、升华、科学化或学科化，使之成为一种便于学习和使用的知识。文学作品之作为理论并无什么难以理解之处：其一，文学作品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我们通常称之为‘审美的方式’；其二，文学作品所演绎和呈现的审美世界也常常被作为人类社会、人类生活的一种理想和尺度，具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和现实批判的张力。”按照这种逻辑，所谓“没有文学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没有理论的文学”，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分别。认为“文学作品本身便是一种理论”原本没有问题，这就如同将文学理论著述作为“理论性的文学作品”一样没有什么不妥，诺贝尔奖评委将文学奖授予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在讨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时，这一观念的前提已经在“理论”和“文学”之间划清了不容混淆的界限，因此，在这种语境中将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混为一谈就未必妥当了。

哲学界有种“没有哲学的哲学”这一哲学概念，作为哲学的门外汉，笔者无法对其进行学理化评判，但金惠敏在论述“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时有一段话让人深受启发。在他看来，哲学本来就是跨学科的、跨问题域的，甚至可以说，哲学根本就不具备学科的性质，这种“非学科性”反倒可任其涉足和驻足于任何学科，而“理论”作为这样的“哲学”的“哲嗣”，当然也应该是跨学科的、跨问题域的，是“非学科”和“超学科”。由此而言，作为“理论”和作为“哲学”的文学理论不局限于作为关于、应用于“文学作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于史有据、合情合理的吗？！文学理论一旦从文学作品之中被发掘或发明出来，被作为一种哲学或理论，那么它就不会满足于自给自足，作内部之产销循环，而且也不能阻挡其他学科的借鉴和挪用。在这里，不再局限于作为“文学作品”的理论，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显然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哲学在谈论文学时自然不失为哲学的哲学性，谁也不会因为哲学谈论文学而宣称哲学为“没有哲学的哲学”，同理，我们不能因为文学理论谈论哲学与美学等“非文学”问题，就断言文学理论变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当然，笔者的这番吹求纯粹是就理论表述是否符合逻辑自洽性的作兴挑剔，正确与否，还望读者和金先生海涵并指正。

此外，这里的“超学科”具体文学研究领域在学界有时也被说成“越界”“扩容”或“拓展空间理论”，金惠敏称之为“超出了文学疆域的文学理论”，我们不妨将其简称为“越出论”。按照金惠敏的说法，“越出论”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社会批评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演变为“社会美学”，以社会文化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它并未疏离于美学，只是疏离了所谓的“纯美学”，然却获得了空前广大的作业空间。这一说法显然不具备“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那种冲击力与“炸裂感”，但其逻辑的自洽性却比后者略胜一筹。

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越出论”，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另一种说法。传统文学理论被视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只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文学理论引入其他领域中，从而越出了文学疆域。这种趋势不仅可以发挥其社会批评的功能，还可以演变为“社会美学”，即以社会文化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越出文学疆域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社会批评的功能：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学者可以揭示其中的问题和矛盾，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例如，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可以引起学者的关注，并通过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越出文学疆域的文学理论则是演变为“社会美学”，以社会文化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这种美学并未疏离于美学，只是疏离了所谓的“纯美学”，即追求唯美主义的传统美学。相反，社会美学更加注重文化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强调文化现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金惠敏的“越出论”就其基本内涵而言仍然可以囊括到广义的文艺学范畴之中，在文艺学范畴内，“文学理论”与“文艺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互相替换使用就是有力的证据。

众所周知，社会美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可以包括文学作品、电影、音乐、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也可以包括社会现象、文化事件、历史事件，等等。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和分析，学者可以揭示其中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和启示。因此，越出文学疆域的文学理论不仅可以拓宽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围，还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必须指出的是，金惠敏的“社会学美学”构想与文艺学学科中的“社会学文艺学”或“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这一“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其理论构想的可行性和务实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惠敏一再强调，他并非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性”“审美”“审美的文学”，而是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审美本质主义，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本质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本质”，即作为自在之物的本质、超验的本质。从文学性和审美的形成和结构看，它们原本上就是合成的，文学包含了非文学，审美包含了非审美，是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之间的矛盾和紧张生产了我们误以为是纯粹文学性和纯粹美的幻觉。可以继续使用“文学性”和“审美”等习惯用语，但必须明白这只是习惯性赋义，而真相则为它们都是功能性的、效果性的。

金惠敏之所以要“反对文学本质主义”，这与他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文论背景有一定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在反对本质主义浪潮的启发下，他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提法才逐渐成长为一种学术观念的。众所周知，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在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文学的本质和审美价值提出质疑，认为文学和审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但文学本质主义和审美本质主义往往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不能与时俱进地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文学和审美的各种变化。

当然，诚如金惠敏所言，反对文学本质主义，不是反对“文学性”和“审美”，而是反对将文学和审美简单地定义为一成不变的概念。事实上，随着时间和地域不断变化的文学和审美，并不存在什么固定不的本质，更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定义强制规定其内涵。文学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审美价值也可以因人而异。审美是人类对美的感知和体验，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主观化的体验。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审美观点和价值，不将其局限在某种特定的标准和范式中。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审美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理解审美价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和审美本质主义，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学和审美的认识，还可以促进文学和审美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本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5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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